7个月 7万公里 3位摄影家的西部“长征”

发布时间:2016-01-29 08:42:44  来源:四川日报
编辑:余普  记者:余如波

当年拍摄路途中。

新疆吐鲁番 王建军 摄

云南元阳梯田 袁学军 摄

宁夏沙坡头 王达军 摄

西藏阿里 王建军 摄

西藏那曲纳木错 王建军 摄

四川红原 袁学军 摄

□四川日报记者 余如波

7万公里

“三军”不怕远征难

四四是“是是”的意思,我们选择了这个日子,作为西部五万里出发的日子……9:30,出发。路经成都平原、雅安,晚12点驻汉源县,整车、检修……第一天兴奋、疲劳伴随,凌晨2点还没入睡,考虑如何完成此次采访任务等问题。

——摘自袁学军日记

为防不测

险境中自拍“遗照”

当车行驶到德姆那山时,雪下得更大,路边的雪墙比车还要高……我多次要求停车拍照,可建军说,这里不能停车,停下来再走可能就走不动了,在这里不是饿死就得冻死。为了了愿,在一段较高而平的途中,我们还是停下车,拍下了这条天险之路。

——摘自袁学军日记

“先拍”梯田

成元阳“荣誉市民”

大家太困倦,没休息好,没精神,但当见到日出后的火焰山如此壮观时,都精神振奋,拿起相机各自寻找着拍摄点。火焰山自东而西,横亘在吐鲁番盆地中部,形成于五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……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下,赤褐砂岩烁烁闪光。

——摘自袁学军日记

1月10日,“1990西部风景——袁学军、王达军、王建军摄影展”在深圳举行,展出3位川籍摄影家在15年前“西部之行”中拍摄的60件作品。当年,他们3人历时7个月,自驾越野车行程7万余公里,深入四川、云南、西藏、甘肃、青海等西部省区,拍摄了一大批当时非常“前卫”的风光摄影作品。其后几年里,这些作品“横扫”国内各项摄影大奖,并间接引发摄影人拍摄西部风光的热潮。

“重温‘三军’的经典作品,不仅仅是作为其辉煌历史的回顾和纪念,更是希望通过回望过去,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摄影。”策展人那日松表示。

“三军”中,王达军和西部风光最早结缘。1988年,供职于成都军区后勤部的王达军,联合相关单位编了一本《西部奇路》画册。“‘西部奇路’就是川藏线,全长2000多公里,从修这条路的时候就充满困难、危险。汽车部队要保障进藏物资供应,里面可报道的故事非常多。”画册里除了反映汽车部队的图片,也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,这让王达军对西部风光有了最初的认识。

时任《解放军画报》摄影记者的袁学军,那时也逐渐开始对西部风光“来电”。“我原来主要是拍人物,很少出去拍风光。画报记者去西藏拍回一些片子,我觉得很美。”恰好《解放军画报》想做《西部奇路》连载,便派袁学军与王达军合作,半年内跑了3次川藏线。“这个过程中,我说我们应该搞个‘西部五万里’,和达军一拍即合。”

计划有了,但是谁来开车?“如果驾驶员不喜欢摄影,就会觉得很累很没意思。”王达军于是推荐战友王建军,“非常喜爱摄影,而且车开得非常好,又能修车。”就这样,3位身在军营、名字都带“军”字的川籍摄影人“凑”在了一块儿。

1990年4月4日,带着采访西部边防部队的任务,3人驾车从成都军区机关广场毛主席像前出发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毛主席像背后就是《七律·长征》,‘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’”王建军回忆,他们先跑云南方向,然后回到成都发稿,休整一段时间再出发。“这样先后4次,前后总共7个月,实际行程有7万多公里。”

整个行车途中,王建军通常负责开车,王达军、袁学军看地图,3人没事就聊聊采访、摄影,听听阎维文的军旅歌曲,偶尔也讲几个“段子”。渴了,就喝点暖水壶中的热水;饿了,就用压缩饼干、方便面对付。

7个月跑下来,越野车爆胎近20次,刹车片、减震器、钢板、油箱等很多零部件都换过,最后连发动机也换了。王达军回忆,行经西藏阿里无人区河道时,大家觉得应该上公路,最后车都快立起来了,只好又退下来。

袁学军对新疆的恶劣天气记忆犹新:“到哈密时才晚上8点,我们填饱了肚皮,准备连夜赶到火焰山。车外的狂风足有8级,紧接着是暴雨,车的大灯也坏了,视线不好。早上6点过到达火焰山下,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。”

而在王建军的印象中,最危险的一次经历,是从喀什出发去海拔5300多米的神仙湾哨所。“在昆仑山冰大坂上,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车撞了,看到没大事我们就继续开,没注意发动机的螺丝松了,最后只好停了下来。”当时前后都没人烟,也没有车辆经过,3人拿着手摇电话机爬上电杆,好不容易才联系到附近的部队。根据电话里的提示,王达军、袁学军拦下一辆拉给养的车,到附近的哨卡寻求支援。留在原地的王建军越等越害怕,为防不测,他给自己自拍了很多照片,作为“遗照”。“最后我把车上的备用机油倒出来,把螺丝拧紧,用最低速挡慢慢蹭到哨卡。如今想起来,还是觉得后怕。”

西部当时相对闭塞,很少有摄影人深入拍摄。面对这样的机遇,3人的西部风光摄影作品,不约而同地以追求光影、构图等形式之美入手。

王达军的片子,有不少人用“黑乎乎”来形容。“那天我们在青海湖边,大雨马上要来,乌云满头,突然一束阳光从云缝里照射下来。啊!心里太激动了。我拍了一张照片,画面上就一只鸟从亮光处飞过,恰到好处。”

1990年4月下旬,“三军”来到云南绿春、元阳一带,偶遇当时尚未扬名的元阳梯田。“那线条,那起伏的水田,在阳光的折射下,新的禾苗变得富有生命。田野中,还有哈尼族、苗族农民在辛勤播种。”袁学军说,见到如此情景,他们高兴得跳下车,下午4点的烈日下,人在“曝光”,梯田也在胶卷上曝光。

“说句夸张的话,把三脚架一支,快门一按,随便一张拿回来都能获奖。没人见过啊!”王建军说,元阳梯田、海螺沟、纳木错等景致,都是在他们拍摄后逐渐成为摄影胜地,后来自己还成为元阳“荣誉市民”。“不过,应该回避‘发现’这个词,就像登山者说的,山就在那儿。我们只是先入先到。”

西部之行回来后,袁学军整理了30张图片,请朋友带到美国。“后来人家跟我说,我这个风光太讲究光影效果了,读不出什么东西。用光是摄影最基础的东西,最根本的是对你拍摄对象的理解。后来想想,我们遇到的很多东西非常感人,但当时是不注意的。”王达军后来做杂志编辑,也开始顾及公众的视觉体验,“拍得黑乎乎的谁看得明白啊,摄影不光是艺术,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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